这需要一种法律科学的方法，不仅关注法律固有的法律教义学的进化，同时将社会对法律教义学的影响清晰地呈现出来并使其在方法论上得以被控制。
这样的经济法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显著的中国特色。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基础，国家干预更加科学、合理、规范和有效有利于经济法的创新，经济法就是随着国家干预的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和有效化而不断创新发展的。
这是因为： 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化是同步的，市场社会是大社会，芸芸众生，性趣各异，利益多元，方向不一，尽管社会自身具有一定的协调功能，能够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但社会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虽然能够随波逐流，但还是需要舵手才能劈波斩浪，平稳航行，社会需要组织、管理和协调，所以，自有社会以后就有国家或政府，需要它们进行社会协调。民法与经济法分别是这种混合经济的两个方面的必然产物和法律表现，混合经济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民法与经济法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且必须相互配合。[11]而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并未产生。宏观调控法为市场监管法指明了方向，市场监管法是对宏观调控法的具体落实。制定或修改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对外贸易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
从其所含条文的内容来看，他所谓的分配法和经济法，是指在作者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的公有制社会中，用以调整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的分配的法律规定。 丘敬山，温州大学法政学院。[49] 第三，在传播西方法学观方面，留学生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如江庸、王宠惠、罗文干、严鹤龄、丁惟汾、张知本、章士钊、沈钧儒、程树德、白鹏飞、张君劢、张耀曾、戴修瓒、陈瑾昆、李大钊、萨猛武、郑毓秀、潘大道、史尚宽、张志让、周鲠生、范扬、王世杰、钱端升、蔡枢衡、陈霆锐、吴经熊、谢冠生、梅汝、胡长清、周枬、张汇文、卢峻、崔书琴、陈文彬、杨兆龙、戴炎辉、孙晓楼、杨鸿烈、丘汉平、龚祥瑞、王铁崖、李浩培、唐表明、赵理海、陈体强、韩德培、芮沐等。(2)内务部接到此令后，即行通饬所属一体遵照。行政权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官府之处分，吏民之狱讼，皆主之，虽总统有罪，得逮治罢黜。
而中国，也从19世 纪40年代起开始受到其影响。既为法治家庭，则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
至于我们民国的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2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自然正义不允许我们通过掠夺他人而增加我们自己的资源、财富和力量。这种矛盾，表现在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方方面面。
而且成效也更为显著，即我们已经逐步克服了中国近代存在的过于理想主义、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以及过多的争论、阻力和挫折，从而使西方法学观在中国逐步得以本土化：法律是公意的体现、法律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法律至尊至上(法治) 、国家是人民的创造物、人民是政府的主人(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事情、权力必须分立并互相监督和制约、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刑罚必须人道、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等，不仅是我国新时期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而且也成为全体民众的共识。执行国家意思，为政府之责。[23] （三）人民是政府的主人(主权在民) 对此，郑观应指出：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侵夺。[11]关于此点，因笔者有专论涉及，故这里不予展开。
无异于庶民，而后能为庶民所服。不仅有军阀政客的横加干涉，而且有国民党党部大员的背后控制，甚至有军统、中统特务机构的捣乱破坏。
这一现象，既是中国近代法和法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也是法学这一社会现象发展之内在规律的反映。[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1页，第50页。
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持有一种共同的看法，即每个个体的保全都有助于促成整个社会的福利。[31]强调：在美国，实行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所有条例，统领必先自遵行，如例所禁，统领亦断不敢犯之。留学生发挥重要作用，有着诸多的必然性。从该刊发表的众多有质量的论文中，比较系统全面传播西方法学观的也占有相当之比例。如奠定中国近代刑法学科的熊元翰的《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北京安徽法学社1 912年)、王觐的《中华刑法论》(上、中、下三卷，北京朝阳学院1925年)、赵琛的《新刑法原理》(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郭卫的《刑事政策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陈文彬的《中国新刑法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许鹏飞的《比较刑法纲要》 (同前)、李剑华的《犯罪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7年)等，基本上都是以人权保障、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刑罚的人道主义等为基本理念的。[36] （六）权力必须分立，互相制约 中国近代外交家马建忠(1845—1900)在《适可斋记言记行》中说：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议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
利用这个阵地，法国法律专家爱斯嘉拉、日本法律专家今井嘉幸、三宅正太郎、柏田忠一，和中国一批著名法学家如江庸、罗鼎、吴昆吾、谢光第、王凤瀛、胡长清、陈俊三、王去非、杨鹏、徐恭典等，都纷纷撰写文章，阐述西方法律知识，传播西方法学观念。在该书中，作者除了介绍世界各国地理版图等之外，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思想、法治理念、选举制度等也作了热情宣传。
[24]在《原君》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民爱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希望通过这些法学观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可以提高政府和民众的法律意识，建设一个平等、民主的法治国家。
[37] 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有为指出：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故真正主权之人，惟属于人民全体。
[44] 沈家本根据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学说也特别强调政、刑 分离，反对以行政而兼司法，为此，沈家本在起草新刑律时，借批判封建司法中的比附援引，表达了司法不得侵犯立法之权。但在随后到来的德川幕府的禁教高压政策下，基督教受到了残酷的镇压。无罪推定等，在实际生活中的命运也大体如此。高一涵认为：欲尊重一己之自由，亦必尊重他人之自由。
[5] 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 ，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尤其是新时期中国传播、吸纳西方法学观的活动，还带有创新的成分，即许多西方的法学观，原来的内涵比较狭隘，基础也不扎实，但我们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使其内容得到了充实，使其精神获得了升华。
今日凡立宪之国，必分立三大权。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
[31]魏源：《海国图志》弥利坚即美里哥国总记，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不仅有19世纪下半叶启蒙思想家王韬、郑观应、黄遵先、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大力鼓吹，也有以沈家本、伍廷芳等为代表的法治改革派的竭诚倡导，并被规定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裁定奕匡等核拟中央各衙门官制谕》和由大理院呈奏的《审判权限厘定办法折》、《大理院审判编制法》以及1910年颁行全国的《法院编制法》之中。
[52]张志，1880年生于四川，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毕业。胥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举所谓正名定分，息争弭患，一以法行之。比如，我们真正做到了法律是公意的体现，我们的法律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我们在事实上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我们也真正实现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刑罚必须人道等法的基本原则，等等。他认为：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1911年8月，由法政杂志社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法政杂志》，在其所刊《共和国政体最良之宪法草案》(第二卷第7号)、《政党之观念》(同上)、《北京律师公会暂行会则》(同上)、《比较共和国宪法论》(第8号)、《论美洲合众国三权分立之真相》(第 10号)、《司他摩拉氏之法理学说梗概》(同上)、《责任内阁论》(第4号)、《代议制衰秃论》(同上)等，对共和、民主、法治、三权分立、律师辩护、罪刑法定等观念作了宣传。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对近代西方法学观的内涵,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及其载体，传播的主要内容、特点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争论，传播的历史意义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就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若干规律作了分析。
他说：立宪之国，立法、司法、行政之权鼎峙，若许司法者以类似之文致人于罚，是司法而兼立法矣。以后又有在中国要否实施联邦制，如何看待湖南、浙江、江苏等地制定的省宪的争论，在中国到底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还是总统制的争论，检察制度存废的争论，三权分立与五权体制的争论，司法制度改良的争论，等等。
该刊自发刊起，就成为北方宣传西方法律知识和法学观的主要阵地。与陈独秀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也通过《一院制与二院制》(1913 年)、《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1913年)、《欧洲各国选举制度考》(1913年)、《制定宪法之注意》(1916年)、《省制与宪法》(1916年)、《宪法与思想自由》(1916 年)、《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庶民的胜利》(1918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等论文，开始了在中国宣传西方法学观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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